“家书是家庭的情感纽带，是家教的重要载体，也是家风的一面镜子。‘烽火连三月，家书抵万金’，在那些信息化没有今天如此普及、如此强大、沟通如此随时随地的年代，家书可以说是人们远隔千山万水进行情感交流的唯一凭借。此次以党史学习教育为契机，我有幸阅读到一些红色家书，对其中一些书信所诉，感触至深，其至真、至诚、至爱深深地打动了我。”

8月13日，团市委青年讲堂第八讲开讲，团市委青少年发展和权益维护部副部长段晓雁以“至真、至诚、至爱——红色家书赏析”为题，通过带领与会人员诵读、赏析夏明翰、杨开慧、赵一曼、毛泽东、谢觉哉写给亲人的家书，为在场和线上的党员干部上了一堂生动的党史课。

夏明翰：抛头颅、洒热血，明翰早已视等闲

写出绝命诗“砍头不要紧，只要主义真。杀了夏明翰，还有后来人”的夏明翰被捕后，在狱中分别给母亲陈云凤、妻子郑家钧写了家书，字里行间映射出对信仰的忠诚，对理想的坚守，为革命不怕牺牲的顽强意志，以及对亲人深深的牵挂和柔情。

“亲爱的妈妈，别难过，别呜咽，别让子规啼血蒙了眼，别用泪水送儿别人间。儿女不见妈妈两鬓白，但相信你会看到我们举过的红旗飘扬在祖国的蓝天！” ——致母亲陈云凤

“各取所需终有日，革命事业代代传。红珠留作相思念，赤云孤苦望成全。坚持革命继吾志，誓将真理传人寰。” ——致妻子郑家钧

杨开慧：说到死，本来，我并不惧怕

杨开慧致堂兄杨开明的家书写于1929年3月，是一封没有寄出的托孤之信。当时，她看到朱德妻子伍若兰被反动派杀害后在长沙挂头示众的报道，深知凶残的敌人也决不会放过她，遂决定把三个孩子托付给堂兄杨开明。家书中表达了杨开慧对家人无尽的担心和牵挂，更承载了一个女革命者为了革命而牺牲的决心和胆量。1930年10月，杨开慧被捕，随之被害。

“我好像已经看见了死神——唉，它那冷酷严肃的面孔!说到死，本来，我并不惧怕，而且可以说是我欢喜的事。只有我的母亲和我的小孩呵，我有点可怜他们! 我决定把他们——小孩们——托付你们。”——致堂兄杨开明。

赵一曼：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

赵一曼1926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，随即在上级指示下从事秘密工作，1928年12月，赵一曼在宜昌产下一子。1930年，赵一曼将孩子寄养在孩子叔叔家。1931年“九一八”事变后，赵一曼调到东北领导工人斗争。1936年6月30日，被追敌二度捉捕，受到残酷刑讯。赵一曼在生命的最后时刻，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幼小的儿子，她向敌人要来纸笔，给儿子留下了最后的遗言。家书中饱含了对孩子的依依不舍和殷切希望。

“母亲因为坚决地做了反满抗日的斗争，今天已经到了牺牲的前夕了！我最亲爱的孩子啊！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，就用实行来教育你。在你长大成人之后，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！”——致儿子陈掖贤。

毛泽东：不要来此谋事，因为此处并无薪水

文运昌是毛泽东的表兄，他不仅曾经极力帮助毛泽东就读新学，而且多方寻找各种新书报供毛泽东阅读学习，对毛泽东有很大的影响和帮助。1937年，文运昌因家庭生活困难致信毛泽东，希望到延安谋份差事。虽然毛泽东对表兄一直心存感激，却拒绝了表兄的工作要求，他虽看重亲情，却坚持不为亲徇私，不为旧谋利，真正做到了大公无私，一心为国为民。

“吾兄想来工作甚好，惟我们这里仅有衣穿饭吃，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，待遇相同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，牺牲个人私利，故人人平等，并无薪水。”——致文运昌。

谢觉哉：我当的是共产党的官，就是为人民服务的“长工”

1949年10月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谢觉哉出任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内务部部长。消息传回湖南老家，两个儿子得知后都想去北京看一看，希望得到些“照顾”，离开乡下到城里工作。1950年1月，谢觉哉给儿子们写下这封家书，语重心长地将自己比喻为人民服务的“长工”。充分显示出他为民为国的共产党人本色。

“打听便车是没有的，因为任何人坐车，都要买票。你们会说我这个官是‘焦官’。是的，‘官’而不‘焦’，天下大乱；‘官’而‘焦’了，转‘乱’为安。” ——致儿子谢子谷。（注：“焦官”是湖南方言，指不挣钱的官。）

“无情未必真豪杰，怜子如何不丈夫”。这六封信里有四封是三位烈士的遗书，有两封是给家人的劝勉信。这些家书虽朴实无华，却字字滚烫，句句感人，充分展现了革命者对理想信念的执着追求、对党绝对忠诚的赤子之心、报国为民的炙热情怀和不惧血雨腥风、慨然捐躯赴国的毅然决然。他们同样是为人母、为人父、为人子、为人女，他们同样有亲情、爱情、乡情，但是他们在党、国和小家面临抉择的时候，总是将那份真诚、忠诚和热爱都献给党和国家事业，不惜抛头颅、洒热血，牺牲小我，成就大我，舍弃小爱，成全大爱，以实际行动，践行着一个共产党人的初心！他们至真、至诚、至爱！